陈师兄是公认做学问的料。他的头很大，眼睛很亮，思考时，总爱扯头发，大四，就有微秃的迹象。他还有传奇的家世。据说，本地博物馆，至今珍藏着一封孙中山写给他外公的亲笔信。
一次选修课，授课老师不断点他的名字，不是提问，是求证，求证他的某位祖上在历史事件的现场是否如是说，如是做。
一段时间内，只要我去阶梯教室，就会遇见陈师兄。他总坐在最左侧第三排座位上酣读，哪怕已考取国内最好的研究所，大学最后的时光，仍坚持学习。
离校前，他把大包资料薪火相传般送给我。长江边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毕生的追求不过在专业的研究机构中，有一张书桌，可供研读。”
我们通过几年信，后来，断了音讯。
失去联系的日子里，我总想，陈师兄的职业生涯应该一帆风顺吧，毕竟他所求、所长、所拥有，如为这一行所设。
一次聚会，我遇见陈师兄。他在一所师专任教，说实话，我原以为他有更好的选择。
这些年，他经历很多，比如辞职、再就业，比如抑郁及治愈。
“那时，我和导师闹得很僵。”他没说具体原因。
冲突导致延期毕业，延期导致就业时，他没能进心仪的单位。
带着怨气的工作，从一开始，就注定他与环境格格不入，他想研究的课题迟迟不被批复，还要承担一部分行政事务，他视之为“学术的磨难”。
“我一向自负，但同期的同学各个比我做得好。”
“从那时起，我的头发就全掉光了”，陈师兄指指他的光头，“最激烈的一次，领导让我去机场接来访的客人，我把车钥匙扔在地上，喊‘老子不是来做司机的！’”
他摇摇头。
“然后，我就无法工作了，觉得人人针对我，事事做不好。我负气辞职，在家休养一年，暴瘦，接受治疗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“我要自救。除了服药、看医生，我每天问自己，‘你最初想做什么？’‘你现在能做吗？’‘你是幸运儿吗？’”
“幸运儿？”我好奇。
“是啊”，陈师兄笑，“忽然有一天，我意识到，我最初不过希望有一张书桌可供研读，我从未失去过；我受过本专业最好的教育，只要愿意，还可以继续从事该项工作，我已经足够幸运，我不能要求更多。”
有一天，我在世贸天阶的天幕下，问自己，“你是幸运儿吗？”
当时华灯初上，小火车呜呜作响，广场上，不断有人扔飞盘，不断有人去捡。
我正陪来京的亲戚闲逛，手指着天幕，示意他们去看，其实仰着头，想掩饰我的泪光。
这个夜晚来临前，我才和我的编辑聊过。
我的写作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不好，又有一本新书上市，精神高度紧张。
“每天都像股民看大盘，盯着排行榜，名次一波动，我就不平静。”我叹息。
“你怕什么？”编辑直接问。
“我怕，再也写不出来，写不好，不能写得更好。”“我怕，时间、精力不够用，事实上，确实不够用。”“我怕一个热点出现，还没来得及表达观点，又一个热点已覆盖了之前的。”“我怕，有一天，被市场淘汰，不被读者喜欢。”“我最怕的是，我只会写，别的都不会做……到时候，该怎么办？”
我说出我长久以来的担心。在美轮美奂的天幕下，我仍沉浸在自我营造的焦虑中。
莫名其妙地，陈师兄的话，忽然浮现在我的胸口。
一句接一句地。
我也自问自答起来。“你最初想做什么？”
我最初就是喜欢写，从小学写作文，到中学写诗、散文，大学四处寻求发表的刊物。研究生毕业时，我找了份出版社的工作，不过因为它离文字最近。
“你现在能做吗？”
能，只要愿意，一直能。今天已比最初好太多，我不是求发表无门的文学青年。
“你是幸运儿吗？”
当然。
我从前不过奢望写，哪怕偷偷的，不为人知的。我从前没想到，会有一天能以文字为业，这已超乎我的希望。
“我是幸运儿。”我肯定地对自己说。并且默默念了，有五十遍，在心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