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给妻子的鲜花

4年前的那个夏天,我忽然心血来潮,去了一个我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要去的地方。在那儿,我因为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而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子。那女子长得阳光明媚风采照人,一下子勾去了我的魂儿。我认为这绝对是命运的有意安排。她叫白玫,跟我一样也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。不难想象,我俩很快就黏糊得掰不开了。那阵子,我如痴如醉,灵感泛滥,才华横溢,

送给妻子的鲜花一首接一首的诗作涌出笔端,又一首接一首地发表出去。我的成名作《远乡的十四行爱情诗?五首》就诞生于那个时期。

我跟白玫的爱情结果是:我成了诗人,她成了诗人的妻子。自跟我认识的那天起,她再也不写什么诗了,而是全心全意地爱我。当然,她仍喜欢谈诗,还算个相当不错的诗歌鉴赏家。我俩的情书全用诗体写成。我想一旦我的名气再上升一截,我的诗体情书就会出版畅销了。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将她调到我身边?

在那时,调动工作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双职工想生第三胎。为了将白玫调进市里,我跑瘦了腿磨肿了嘴。

不过,总算把妻子调来了,我俩兴高采烈地过了一礼拜新婚般的生活。然而,自她到新单位上班那天起,我俩的苦难就开始了。她原来的工作是在政府部门,给领导当秘书,天天都受人尊敬,现在却让她当那该死的营业员,而且常因完不成任务而罚奖金扣工资。所以,在她每天下班回家之前的那几分钟,我就有一种地震前的恐惧感。她不再是那个爱诗的至纯至情的女孩子,而成了一个凶悍泼皮的母老虎。有什么办法呢?只能怪我这个丈夫的无能,不能给妻子以幸福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听她的发泄咒骂,听她以威胁的口吻说要弄个原子弹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。我只能一边做饭洗碗一边听她的血泪控诉。当我忍受了一个礼拜到了极限时,就跟她大干一场,把世界上最刻毒的语言都兜出来。若还不过瘾,就辅助以轻量级的拳脚。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,好多天缓不过气来。离婚书也写了一厚沓,装订成册完全是一部愤怒的匕首般的杂文集子。

但我们终究没有离婚,一是因为我们的婚姻毕竟有爱情的基础;二是因为我们没留神却合作了一个孩子。在弱小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不曾有过的劳累和沉重期间,我俩只能相依为命携手长征。我当然无法写诗,要写也只能写:啊,尿布?哦,大便?当孩子进了托儿所我们稍有空闲时,空闲时间再次被争吵占领了。争吵也只有一个内容:她的工作问题。

不长时间,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了,真正是人未老而鬓已秋。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,我最宝贵的生命已经成为我担负不起的沉重的包袱。我想惟有死亡才是根除这种灾难的灵丹妙药,它能解脱一切,它能一了百了。

当然我并没有死,因为有孩子。孩子怎么办?我小时候就死了父亲,因此我深知没有父亲的孩子是多么苦难?可我又无法忍受夫妻间这种非人的折磨。他妈的,难道就没有一丝阳光注入我们这阴暗潮湿的家庭之地吗?

奇迹出现了,事情发生在春天的某个日子。那是礼拜四的下午,我妻子的周末,她带着一种我们恋爱时的微笑回来了。我问她有什么高兴的事,她的脸颊顿时羞红起来,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。原来,有个男顾客送了她一束迎春花,而她又不知道那人是谁,因为花儿是别的营业员转交的。我的脸上立刻不高兴起来,她以为我在吃醋,就要解释什么。我慌忙制止说,我也很高兴呢,这说明的我的妻子漂亮嘛!再说人家送的是鲜花,又不是牛粪。这也确是我的心里话,因为我招架不住了,我可以忍痛让别人爱走她。

自此,每个星期四下午,也就是说,在妻子的每个周末,她都带着一束鲜花笑吟吟地回到家里。那些花儿各式各样,全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化,都是从郊外新采来的。我想,这或许是某个大学生的浪漫行为,因为我上大学时,也给一位翘鼻子的书店姑娘送过鲜花。我妻子为了表示对那鲜花的满不在乎,就当着我面扔进拉圾堆。这绝不是她的本意,因为她完全可以让我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嘛。

鲜花出现在我们家庭,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信号。我本欲提醒她,但发觉没有这个必要。因为鲜花的出现使她恢复了先前的一切可爱之处:兢兢业业地领导我们父子俩过好小日子,抢着干家务活,整天谋划着给我添置衣服。而且开始打扮,又素雅又纯洁,既像个女学生,又像个家庭主妇。整夜跟我有说不完的话儿,给我说她碰到的一切有趣的顾客,再也不提她的以干代工有什么委屈了。当我俩绞尽脑汁也猜不出那个送花的是谁时,她高兴地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:“有意思,生活真是有意思?”

我很有兴趣地告诉妻子,希望她尽快弄清那个送花人的真实面目。于是她每个礼拜四的下午就特别留心,用她那双乌黑的眸子扫瞄每一个走入营业厅的男子。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。总是在她没留神的时候,由那位女店员转来一束鲜花,问那男子是何等模样,回答总是含糊其辞和带着某种些许醋意的神秘的微笑。

妻子就有些不安了,说,搞得人家这么痴迷,又不能回报,实在是犯罪。我说你去爱吧,咱俩离婚得了。她说放屁,你死了我也不嫁人。我说在80年代,那个送你鲜花的人绝对不是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,他肯定有本质的要求。

事情不幸被我言中。有一天,妻子神色不安地回来了,除带了一束白菊,还有一张鹅黄色的字笺。字笺上写道:“请明天下午一点在公园木瓜亭东第三只长椅上一会。不来也罢。”妻子绝对不去,但我做了耐心劝导,主要理由只有一个:权当改善生活呢。妻子总算答应了,并且,我俩还准备了对付那男子的台词。

那天的公园阳光很好,风景也相当媚人。白玫坐到指定的凳子上,我则躲到隐蔽的远处。我发现妻子像受刑似的坐在那儿。时间已超过了两个小时,只有两个学生和三个拖儿带女的老太太到她身边坐过,再没有出现其他人了。在返回的路上,妻子说,有三个男人神色不对,其中肯定有那个送花的人。我说不是三个,而是30个300个甚至更多,因为男人见到你就自然联想到鲜花,因为再漂亮的风景也没有美女好看。妻说我是拍马屁,我说这是惟一的优点。

当天夜里,我改写了一首诗:

花儿们都到哪儿去了?

花儿们都被小伙子摘掉了。

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?

小伙子们都给姑娘献花去了。

姑娘们都到哪儿去了?

姑娘们都嫁给丈夫了。

丈夫们都到那儿去了?

丈夫们都给妻子采花去了。

读了这首诗就会明白,那个给我妻子送花的男人不是别人,而是她的丈夫海桅。海桅正是我的笔名。

当我知道送鲜花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秘密时,我就趁早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白玫。她有点生气:

“你干吗要说出来?”

稍顷,她又说:

“其实,我早就知道。”

静默了好久,她摸着我两鬓的几绺白发,深情地说:

“真对不起,真没想到我害得你费了那么大的心……我会让你的头发变黑的。”

诗人和她的妻子拥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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